【讲座实录】刘珺：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金融安全启示
对于2008年以来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经济金融危机，IMI 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在题为“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金融安全启示”的演讲中，从民生概念与安全需要的角度谈论了经济危机的链条式传导。
结合美国、欧洲、日本的危机案例，刘珺分享了英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经济学家如何预测经济危机的的解读以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自省。随后，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1929-33年大萧条、苏伊士运河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冲击、和索罗斯攻击英镑等事件，并从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转接支付问题、外汇储备安全、货币安全与人民币国际化及比较优势再解析角度提出综合金融安全观。
刘珺认为，我们既不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也不能认为中国危机一定来自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将危机管理作为国家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所有国家级智库的重要研究内容，建立从小事到全局的贯通式危机意识。
以下为演讲摘要：
2008年以来的危机已经从金融事件或者经济事件逐渐地演变成了全球性的事件，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群众心理等方方面面。本文将以信息点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视角窥探金融危机。
民生概念与安全需要
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一国经济，因为危机一旦发生，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会出现经济减速，而减速的过程中触及最大的就是民生问题。政治家们会特别关注GDP、CPI等经济指标就在于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会迅速通过链条式传导效应传递到社会层面，进而传递到民生层面。所以谈及经济危机首先要从民生说起，而民生必然是和安全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民生概念的演进。从“十二五”开始，国家开始注重民生，政策强调“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那么民生是什么呢？民生的概念比较大，且内容庞杂，但其实民生的概念来自于民本的概念，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孟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无一不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民生理念。而在西方，民生的思想则体现在“三权分立”，即“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民主理念。
民生概念的理解需要通过中西方对比研究来实现，一些研究把中国作为西方的三民主义的对立面，其实不然。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皮尔不断引用孔子的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民主概念就是借鉴中国传统智慧。民主是没有边界的，美国大法官霍普斯曾经说过“你的自由的边界的范围是在我鼻子尖的前面”，任何人的民主都以不侵犯他人的民主为边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恰透彻的说明了民主的概念。
民生的前提是安全。民生在马克维茨需求理论中，主要体现在前两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与经济危机相关的安全问题中，中国金融安全问题一直是大家尤为热衷的点，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综合安全观。之所以金融危机没有过去，一个重要的扰动因素就是货币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铸币权，不管是全球铸币权还是国别铸币权，中央银行就无法限制其发行货币的能力。
图1 石油、黄金价格走势：价格背离的归因分析
2008年之前，甚至到2010年，石油作为大宗商品、黄金作为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双方之间的比价关系非常稳定；但是2010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严重的逆转。从上图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纸币发明以后，纸币表达的购买力从来没有出现升值，只有贬值快慢之差；第二，在2010年之后，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扰动性越来越强。这种扰动不仅体现在对大宗商品扰动方面，也体现在各国通过综合博弈对市场整个价值中枢的博弈方面，所以黄金跟石油之间的价格缺口越来越大，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70%价值体现在它的金融属性，而金融属性最强的石油，作为大宗商品，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反应的不再是金融因素。
从危机看安全——金融的视角
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据估算，美国次贷危机损失额大约为1700-2000亿美金，涉及到的机构有房地产和若干投资银行，影响并不算很大。如果全球集中这些基金，完全可以将危机消弥掉，然而为什么没有消弥掉呢？原因在于美国可以通过印发美元将国内的矛盾与危机不断输出，这也是全球铸币权最大的优势——不但可以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也可以配置风险。这也是人民币一直以来致力于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原因。
图2 2000年-2015年美国主要经济指标
从图2可以看出，2009年之后美国经济不断好转，好转的速度比预期快得多。但是，进入2016年，美联储表现出政策逆转的倾向，即鸽派力量战胜鹰派力量，加息速度放缓。2016年初，人们预测美国今年加息三到四次，然而，耶伦主席几次谈话提到，已经将加息预期降低到两次或者一次，并且美联储官方表达方式是希望不超过一次。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迟疑，考量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的考量，美联储不是完全独立的。曾经美国货币政策的单一规则现已不再被美联储采用了。此外，货币政策是数据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耶伦接任主席后一直强调是数据主导型，并且重点集中在两组数据上，一组是CPI，希望通胀率趋近于2%左右；而另一组是失业率，希望在7%以下。如果两个数据都符合要求，那么就应该加息。现在所有央行，无论是欧央行还是美联储，已经把通胀率作为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无异于把车放在马前面，然而想让这个车很快动起来是非常难的。不仅如此，货币政策应该是引导市场的，央行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作用就是引导社会预期。
关于单一目标还是多目标问题，中国央行给自己定了四个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美联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控制通胀。其实成熟经济体的增长是跟它的创新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控制经济增长是不可行的，一是经济增长没有空间，没有潜力；二是没有工具，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国际收支诸多因素是无法决定的，而失业率作为一个经济、政治、社会、人们行为模式等综合产生的合成结果，即使强大如美联储也无法管控。
欧洲。欧洲的情况比较特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情况很好，但是次贷危机之后却最先倒下了。欧洲在欧元形成之后，内部经济整合非常好，全球化的概念也来自于欧洲，欧洲煤钢联盟为全球化的制度和学理上进行了非常好的设计。欧债危机是多方面造成的，首先是刚性的社会福利原因，福利一旦提升就很难降下来，这对社会的资源消耗是十分显著的。其次是政府的失力和制度的欠缺，特别是欧盟领域内的制度欠缺，货币一体化与财政政策是存在冲突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货币政策永远处于辅助地位。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通过加息可以瞬间提高融资成本的货币政策，把经济热度降下来，让大家有一段冷静期；但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要想通过货币政策将经济推动起来，是无法实现的。此外，欧盟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不平衡等等都会导致欧盟其他一切经济政策失去效力，化为乌有。
图3 2000-2015欧洲主要国家GDP实际增长率
图4 2000-2015 欧洲主要国家失业率
目前来看，欧洲经济虽有所复苏，但是整体情况仍然令人失望。所以，欧洲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政策，比如欧洲央行在2016年3月10号宣布的一系列宽松措施。然而到目前为止，效果依然令人失望。随着欧元区量化宽松的逐步实施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实现，弱势欧元格局将有助于欧元区经济回升。但复苏前景并不太乐观，银行体系的传导不畅、结构性改革的缺失、劳动力人口的错位等问题都难以通过单纯的货币政策来加以改变。此外难民危机、英国退盟等情势都使得欧洲的分化速度比想象中的快得多。
日本。日本实行的是质化量化宽松政策QQE。什么是QQE呢？首先是宽松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货币发行制度；其次是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总的来说，对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一揽子增长战略，这一战略将人口因素是放在首要位置。
图5 安倍就职前后日本GDP 、CPI走势
目前为止，日本经济表现并不是很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元非但没有贬值，反而不断升值。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政策永远先于日本一步。美国在去年12月份宣布加息时，日本得到了短暂的放松。随即美国转而又宣布放缓加息速度，使所有钱都流往日本，导致日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还升值，所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相关组合都付诸东流。
二是考虑到国内负债率比较高，日本提高了消费税，去年从5%提到8%，今年从8%提到10%，但是这样的政策打击了劳动力的消费热情，所以第二个政策也收效甚微。
三是综合的经济复苏政策是财政、金融等一系列政策组合结果，并且还需要人们有一个正面的社会预期。在前两个政策已经失败的前提下，要想第三个政策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日本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多经济之外的考量，以上文提到的QQE为例：第一个Q明显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在调整综合社会预期；第二，日本的新安保法和集体自卫权；第三就是中日高铁之争。所以可以看出很多时候经济政策的制定总是游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
那么经济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说经济学能预测、经济学有解释功能都不准确。英国女王曾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在场的经济学家：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
对此，英国社会科学院得出结论：第一，我们系统性的忽视了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没有考虑到金融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如此复杂；第二，我们没有考虑到全球储蓄过剩，储蓄国家不断给负债国家输入资金，使这些负债国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继而使得负债国家不知道资金是有成本的，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英国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源源不断地为负债国家提供资金，让负债国家没有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无形中吹高了泡沫；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没有单一权力性机构综合平衡海量数据来实施一体化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然而，英国经济学家的解释非但没有说服女王，反而引起美国的不满，美国人认为经济学家不能预测经济危机并非因为能力不足，恰恰相反，经济学家能力很强。经济学家预测到经济危机之后，政府就出台反周期调整政策，于是危机消除，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既然承认周期存在，就要承认周期存在的道理，逆周期调节措施是没有用的，周期是保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自我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危机发生，不代表周期有问题，没有必要使用逆周期政策进行调节。宏观经济周期本身就是内生的、自发的，只要是内生的因素，都不可能瞬间消失掉，所以看不见的手是有内在作用机制的，看得见的手要少用、慎用，这是身为经济学家该有的自省。危机既有总量因素，也有结构因素，所以你无法期望找到一个东西，既在结构上发挥作用，同时又在总量上发挥作用。
历史的镜鉴
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单纯的经济事件或者是金融事件，每一个所谓的经济事件都必然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等一系列内容，有时候甚至包含了军事和外交内容。
1929-33年大萧条与Smoot-Hawley Tariffact法案。1929-1933大危机是由SmootHawley法案触发的。SmootHawley法案于1930年签署并成为法律，而1929年美国就已经发生了危机，危机的出现偶然因素多于必然因素，然而真正让它持续五年之久的主导因素就是SmootHawley法案。这项法案把2000种进口关税提到历史最高水平，以邻为壑，然而别的国家当然不会任人宰割，也开始了关税报复。由此，左翼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了66%，到1933年只剩下15亿美元，出口额也从54亿美元骤降到21亿美元，美国当时的GDP遭遇了50%的降幅。所以整个法案非但没有起到反制作用和逆周期调控作用，反而成为整个危机的催化剂，不断的侵蚀美国已经出现问题的金融市场。所以说，经济政策也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考量。
苏伊士运河危机。许多研究经济和金融的人很少关注苏伊士运河危机，认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完全是军事和政治的问题，但这却是世界经济史和金融史上真正的货币战争。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最后，战争以英法失败告终。他们原因主要在于：政治上，它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英法两国在全球的庞大帝国加速瓦解，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经济上，美国政府故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浮动并贬值15%，同时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也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这让他们无法为战争购买足量的枪支弹药。
这实际上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的货币战争。其中有许多隐含的因素：第一，货币战争一般是以国别为主发动的，金融机构绝没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能力的金融机构也只能是美联储；第二，货币战争的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远远高于经济和金融因素，不会有人会为了赚钱而发动一场货币战争。
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轴心的争夺。首先我们应该一点明确，市场和计划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之间良性互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纯粹的计划经济也已经过时。其次，国家利益是摆在所有利益前面的。当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会人员争论的主体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锚机制，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出现特别厉害的波动。争论双方主要是凯恩斯和怀特。凯恩斯代表英国和国际清算联盟，他的建议类似于现在的SDR，即通过超主权货币把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定住；而当时美国财政部副财长怀特，他的方案是以美国为锚，固定国际货币体系。最后这场争论以怀特的胜利告终，最终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尼克松冲击。国家利益至上是真正的不二法则。尼克松冲击宣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整体倒台。当时美国的情况很严峻，失业率剧增、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美元暴跌、大量黄金外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承诺美元是锚，美国不会乱印钞票，任何一美元都是和黄金直接挂钩的。但1971年尼克松宣布放弃金本位，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贸易壁垒，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坍塌，开始进入牙买加时代。所以，任何大的经济事件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经济政策，而这个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占据第一位的永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跟国家利益。
索罗斯攻击英镑。1990年英国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索罗斯准确感受到英镑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脆弱性，在英国经济不佳情势下，索罗斯抓住了这个漏洞，大量的抛出英镑，当时英格兰银行一天之内利率提高了15%，但是仍旧阻止不了国际投资资金对英镑的狙击，英国决定退出ERM。当时隔夜拆借利率迅速提升到30%以上。这项政策的逻辑非常简单，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同样如此，当时中国政府全力支持，输送足量的货币，在大量热钱进入的同时，通过衍生工具方法，迅速的加大杠杆率，在外资的攻击效率增大10倍乃至20倍的情况下抵制住了外资的攻击，而当时我国央行之所以能够全面抵抗就在于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综合金融安全观
基辛格曾说“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粮食就控制所有人，控制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所以说，一个敏锐的政治家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是多元的，而不可能是单元的。而如今，还需要再加上一句“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数据变成了所有物理货物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只要你掌控了数据，就相当于基本控制了资金流、货物流、产品流、人流基本，所以数据很有可能变成未来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我国目前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完善。然而，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其中之一就是不良贷款，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方式一次性解决1.4万亿-2.1万亿不良贷款，中国的银行才从中复苏；另外一个就是电脑和数据系统，目前金融基础设施，不管是计算机软件还是硬件都不是由公司内部开发出来的，而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这才是中国金融最危险的地方。金融系统核心数据一定要掌控在自己手里，核心系统搭建也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
转接支付问题。目前非常火热的电商业竞争、银联和VISA之间的竞争，加速了支付安全层面的探讨。支付安全，一方面电商业的蓬勃发展让互联网巨头部分发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发改委的功能，电商甚至可以通过采购跟销售，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安排供销活动；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几乎掌握着几套数据，比如商家、厂家、购买人等，对个体消费者的数据的把控能力非常强大。在此之前，大数据分析一般集中在结构性数据，比如财务性数据、经济性数据、总量数据，但是现在都集中在非结构性数据，这也正是中国统计局目前所欠缺的。
在中国银联成立之前，VISA基本担负着中国银行卡市场引路人和培育者的角色。中国银联在成立3个月后，也加入了VISA，成为其签约的收单机构。VISA通过与银联合资组建公司落地在中国市场，同时带有“银联”、“VISA”标志的双币卡也快速增长，彼此之间业务对象并无太大交集：银联主内， VISA主外，分工非常明确。然而VISA暂时并不能在中国国内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与此同时，银联在诸多国家逐渐铺设网络，这种局面，使得在国际市场上，选择银联结算的双币卡越来越多，VISA的海外市场份额逐渐缩水，双方开始进行了对抗。2010年9月15日，美国方面以“银联垄断”为由，向WTO提出磋商请求，指责中国违反了其向贸易伙伴作出的承诺。2012年7月17日，WTO争端解决机构正式发布，驳回美方关于中国银联垄断地位的指控，但仍然支持了美方关于中国开放电子支付服务市场的主张。
外汇储备安全。李克强总理在非洲访问的时候提到：较多的外汇储备对我们造成很大负担，因为这会改变我国的基础货币。每年我们有三四万美元兑换美元的数额、三万亿外汇储备，但如果动员大家以双创的热情去兑换，一个月就没了。而在那时金融工作者和相关工作人员将会更烦恼。所以货币安全和整个金融安全也是相结合的。
货币安全与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货币安全分为对内安全和对外安全，对内安全要求考虑经济超货币化、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而对外安全要求考虑货币错配、资本外逃与汇率贬值预期等情况。维护我国货币安全需要我们关注：始终注重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建立灵活的应对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将经济增长、货币稳定、金融稳定纳入统一的目标框架。
谈及为什么要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这个问题就要解释清楚。接着，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方占多少比例，在投资结算方占多少比例，还是储备中占多数比例就是国际化了？目前这个概念界定还很模糊的。货币的国际化在短期（5-10年）、中期（10年后）、长期（20年后）内分别实现两个三步走，即货币功能的三步走：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区域的三步走：先在周边走，然后在地区走，然后走向国际。实现两个三步走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自然的，也是相对必然的。
图5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路径
比较优势再解析。大卫李嘉图最早提出比较优势的概念，他的结论是：最有效和最有利的国际分工就是各国集中生产比较有利的产品。不管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具绝对优势还是绝对劣势，都可以通过劳动成本的相对比较，按“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西方重商主义企图通过这一理论将其他国家牢牢的钉在其所定义的价值链上——不发达国家付出劳动力方面的透支，环境方面的透支，而发达国家生产创新产品。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突破这种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待站在最高处后再主张比较优势理论。微笑曲线告诉我们：企业最好是占据两边，左边是创新研发和科技，右边是运筹和品牌。品牌依附于创新之上，一旦失去创新的动力和前沿能力，品牌将变得一文不值。
图6 “微笑曲线”
结论
一是不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危机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比如经济转型未果，经济增长严重失速，外汇储备过度贬值或多元化无果，通胀控制失度，再叠加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一旦出现金融体系的运转失灵，经济危机出现概率会显著增大。
二是不要认为中国危机一定来自于经济领域。若社会保障、就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没有跟进土地城市化，危机有可能从社会领域爆发。所以，危机管理的综合观和整体观必须重塑。
三是危机管理应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所有国家级智库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你管不了危机，其他的民生、经济发展、和谐社会、五化社会、四个全面等都将不复存在。所以，危机管理既要向内看，以民生促稳定，以发展促和谐；也要向外看，防止“美元陷阱”，堵住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意识形态侵蚀。危机管理应该是一体化的，对内经济、社会、政治三位一体；对外军事、外交、经济“涵三为一”。
四是不要忽视点滴的触发事件。现代媒体把世界变小了，把任何事件的影响放大了，危机管理一定要关注哪怕是特别小的事件，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政治的，危机也会有“蝴蝶效应”和“黑天鹅现象”，从小事到全局的贯通式危机管理意识要坚定地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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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王兆星、埃德蒙、苏宁、任志刚、李若谷、亚辛·安瓦尔、李扬、汉克、夏斌、陈云贤等10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6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互联网金融”、“银行与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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